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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时的往事

2015年04月03日 10:46  点击:[]

李雷生

  财大这座大厦的建设,我参与了“三通一平”等初建工程。我从1986年1月来浙财,直到2006年3月退休,恰好20年,尤以初创时的轶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不懂财经却要选择它 

  我于1965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之后去总参某部司令部任参谋,主管所属院校和在职业务培训。1975年小平同志复出,兼任总参谋长,整顿军队,大抓训练,恢复军校。趁机我主动提出要办一所无线电信息学院,得到批准。1979年正式筹建,我任教务处长,招聘老师,筹办专业,相继招了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985年初偶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浙财招聘老师,我因回乡心切,试着向财政厅写了应聘信,主管人事教育的张兴钱副厅长,得知我筹备过大学,要我来杭面谈,并要我立即申请转业。经过多方努力,终于1986年1月来到财院。 

  1986年以浙江财经学院(筹)名义招生 

  我于1986年8月被任命为浙财院副院长兼教务处长,碰到第一件大事是招生。浙财院是1984年冬由省政府批准筹备,当时财税专业人员,尤其是高档人才奇缺,大专学历者全省队伍中不足4%。财政厅写报告,要求成立“财政学院”,时任省长的薛驹同志,将“财政学院”改为“财经学院”。1985年开始招大专生,为招生方便,省教委给冠以“浙江财经专科学校”名义招收了财政、税务、会计专业的大专生。1986年招生工作的重点,首先要摆脱“财经专科学校”的帽子,经几次努力,最终以财经学院(筹)的名义招收大专生。 

  六名副教授只能办个训练班 

  招生完成后,分配我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学院,最重要的事是引进高级职称的教师。因“文革”中断了职称评审,在1981年恢复评审过一次之后又被暂停。因此,全国各地高级职称教师奇缺。到1986年秋,好不容易引进4名副教授,包括两名副教授的院领导,共6名。当向省教委高教处汇报筹备情况时,谈及招到的教授只有6名,他们说只够办个训练班。 

  向上海借了18名教授 

  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后,我们向上海借了18名教授到我院,总算基本符合办大学的师资要求。1986年11月,由书记、院长和我三人去上海向被聘教授发聘书。从上海财大借了15名,上海社科院1名,上海交大2名,共18名教授,聘期二年,工资和补贴由我院负责发放。但在教学安排上,绝大多数未请他们来授课,因为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教师。 

  开会签到未写“筹”字被批评 

  1986年底,省教委召开一次分管后勤领导的会议,我院当时派了办公室主任去开会,他在签到时,只写了“浙江财经学院”,未写“(筹)”,结果被指名批评。去掉筹字,获得本科学院的批准,是当时我们的工作中心。 

  有一次开教学会议,教委通知上午8:30开,我第一个签到,拖到9点。领导来到,他先介绍到会者,老牌学校介绍后按签到次序一一介绍,唯独不介绍财经学院。他开始讲话,我马上举手,“报告主任,财经学院第一个签到,为什么偏不介绍,我希望“大小国家”能一律平等,我个人无所谓,但我代表着一个单位。”这样,他才勉强表示歉意。总之,这个“筹”字不去掉,学校没有地位。 

  国家教委的门进不去 

  1987年元旦后,书记和我去北京呈送省教委给国家教委的申办财经学院的报告。在这之前,国家教委已经审批了恢复和新办的几百所高校,由于师资办学经费、设施、校舍等的缺乏,各地出了一些事,称为“闹学潮”。因此,暂停审批高校。时机对我们很不利,而我们又迫不及待。为此,我们特地请了时任省教委计财处的郑处长一起去北京。当时国家教委的主任是由李鹏副总理兼任的,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由曾任北航校长的朱开轩副主任。郑处长在京工作的哥哥,是朱主任的知己。我们到京后,于次日到国家教委去送报告,到了门口,门卫不让进去。回到住所之后,只有求郑处长的哥哥帮忙,等了一天,让我们翌日中午到朱主任办公室汇报。于是,总算呈上报告以及时任财政部长王丙乾给李鹏副总理的亲笔信。接着我们又到高教司作详细汇报浙江办财经学院的迫切性,希求早日审批。 

  财院被称为“迫生”之子 

  学院筹备之初,就被一些专业类似利益相关的高校所排斥,某些省内名校借开会之机,多次向省里提意见,说“省内应集中财力先办好几所基础好的重点高校,如同重点高中一样,要贯彻‘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不能多生多育,不能让一些部门借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力办学,锅里的饭有限,不然有的就会到别人碗里去扒饭吃。”对此,我们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我曾几次重申:“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专业人才迫切需要,任何一所学校无法涵盖和包办所有的专业,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呈必然趋势。任何独生子女都无权力去反对别人依法规定的生育,无权扼死别人。”可是反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股逆风有源头,甚至在我院正式被批准两年之后的1989年,《内参》上还刊登了一篇记者访问浙江省教委有关处室,关于浙江高校发展的意见的文章,文中某位负责人说:“回顾浙江高校的发展情况,未能贯彻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存在多生多育。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造成超生者到别人碗里去扒饭吃。”为此,我们为了保护学校利益和声誉,向省教委交涉,最后陈文韶主任亲自带队来学院赔礼道歉,并把相关部门的领导调离岗位。 

  我参与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国家教委于1987年5月正式批准我院成立,批了四个本科专业:财政、税务、会计、审计。面对当时的生存环境,我作为分管教学的领导,向学院党委提了几条应急建议:一、制订和完善本科高校的教学管理制度;二、在继续积极引进师资的同时,整顿教师队伍,下决心撤下没有本科学历的教师。三、做好本科招生的宣传工作。四、调整管理机构。其中,要把一批没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教师从第一线撤下来,一时呼声四起,反响强烈。撤下了一批教师,使原来缺乏教师的状况更加严重,教学管理的压力更大。那些未取得本科学历的教师,已经在第一线教了多年,不少人的专业水平绝不低于本科水平。然而,我们绝不能让别人抓住中专生教本科生的把柄。事后,这批被撤下的教师,分别送到有关院校去读本科专业,他们中多数人取得了硕士学位,有的读到了博士,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 

  迎接突如其来的教学检查 

  本科批了半年多,省教委高教处派了三人的检查组来校检查教学。在办学中,我们严格遵守规定,一切都按本科高校的要求行事。制订了比较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对教师上岗有了规定,并建立了教学检查和反馈机制,定期出了“教学简报”,制订了自编教材计划。当时已自编了会计学等三本有特色的教材,建立了英语语音室,院领导实行听课制度等等。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检查,达到符合本科教学要求的标准。 

  为迎接本科的合格验收扎实工作 

  经历初创,深知创业的艰苦,对好不容易得到的本科牌子必须牢牢扛住,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 

  首先,抓好英语教学。英语的四、六级是国家统一考试,考试的结果也能反映学校的教学水平。我们从学生的弱点抓起,听力是学外语的弱项,只有抓好弱项才能促上去。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看得懂的内容不一定在未看之前听得懂,因为听有时效,而听得懂的内容一定看得懂。因此,我们在校内设了一个电台,每天的下午和晚上不停地播放与课本相关的内容,学生每人备带了一个随身听。功夫换来了成效,我们的第一、二届本科英语四级考试省内名列前茅。 

  其次,改革开放后,学生实习成为难题,我们在省内高校最早开辟学生实习基地。先在衢州建立了实习基地,第一届本科四个专业分批安办去现场实习一个月,用他们上一年的财务往来账目进行操作,不仅使学校按触到实际,还培养了他们的作风,集体主义和刻苦精神,收到了在校教育无法收到的效果,也使得学生毕业后上手快,获得社会好评。衢州实习基地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我们又陆续在条件较好的有关区、县、市建立了几十个实习基地。省教委还在我们的余杭财税局实习基地开过现场会,得到了多方的肯定。 

  第三,为在职的县、市级财税局领导办了培训班,之后又办了大专培训班,并对第一线的财税干部全面开展大专学历的函授教育,大大提高了整支队伍的文化水准。同时也建立起学校各地财税部门的密切关系。 

  最后,对任课老师建立了综合考评制度,保证第一线的教学质量,对评级优的教师进行表彰;年青教师分期分批到财税单位和农村去锻炼等等措施,确保教学质量。 

  由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比较扎实,在1991年上半年顺利通过了本科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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