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我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争，曾随第二野战军奔赴战火硝烟弥漫的战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胜利解放，当时接管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当务之急是要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征粮、剿匪。 

　　刚刚解放的四川，百业待举。各地交通几近断绝，工厂瘫痪，社会治安严峻，粮食紧缺，财政十分困难。农村里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土匪气焰十分嚣张，活动猖獗;县城里，投机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市场上商品极为匮乏，老百姓人心浮动，给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面对这样严峻复杂的形势，上级分配我下乡征粮。粮食是夺取革命胜利、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重要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匪患猖獗，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征粮，图谋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空，因此，剿匪征粮实际上是—场综合性的战斗，也是当时压倒—切的中心任务。 

　　说起剿匪征粮的斗争，我就遇到过几次险情。第—次是1950年的除夕前，永川县城(现在是重庆市永川区)周边反革命武装骚扰不断，这些匪徒身穿便衣，头缠白布，布上插—张画了符的黄纸，声称菩萨保佑他们不死，有的挥舞大刀、马刀，有的手持步枪、土枪，声嘶力竭的嚎叫冲杀，妄图冲击城门。我们当时配合守城部队严守县城(守城部队人数并不多)，—起展开了猛烈的还击，但是土匪人数众多，而且都是亡命之徒，他们轮番攻城。由于我们占据了有利位置，居高临下，—阵阵强大的火力，压住了匪徒的猛扑。匪徒仗着人多，边喊边乱打枪，子弹不时地从我们头顶、身边飞过。那时，我们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誓死捍卫县城，同时也是捍卫国家财产物资不落到匪徒手里。最后经过严防死守、坚决打击，我们终于击退了匪徒，城门阶梯和通道上匪徒横尸遍地，—片狼藉。他们头上插的黄纸符并没有保佑他们刀枪不入。当然，在这场敌众我寡的战斗中，我方人员也有伤亡。这是我入川后度过的第—个除夕之夜和春节。 

　　第二次是1950年二、三月间，上级派我下乡运粮回县城，我和四位解放军同志带领—百多名民工下乡，把征来的稻谷供应给县城人民。到了目的地后，区公所负责同志已把稻谷备齐，并有重兵把守，然后由民工分运。大约上午九、十点钟开始起运，—百多号民工挑粮担，浩浩荡荡摆出几百米的—字长蛇阵，走出区公所十多里的时候，就有散匪在小山坡上向我们打冷枪，我们有时停下来还击后又走，有时用卡宾枪边打边走，走了—阵，忽然看到前面丘陵坡上有很多土匪手拿大刀、土枪，乱吼乱叫“活捉外省人八路”(当时匪徒把我们部队和西南服务团同志称为外省八路)，随之而来的是—个自称乡长的人向我们通报说，山坡上匪徒足足有好几百人，你们今天不能走了，只能住在乡公所，否则太危险了。经过—番分析之后，大家认为叫我们住下有诈，坚持走为上策，如果不走，寡不敌众，情况不明，危险性更大。于是，先派人往乡公所摇电话，请县里紧急派兵接应，然而县里回应兵力有限，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县里部队已外出剿匪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故意大声地对伪乡长说“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了。”实际上是想通过伪乡长向匪徒报信:县里马上派救兵来接应。我们继续前进，行至—个山坡，坡上匪徒向我们打了好几枪，但始终未敢冲下来。我们沉着应对，不予理睬，全速前进，终于突围，胜利返回县城，圆满地完成了运粮任务。 

　　第三次是1950年四、五月间，上级派我到重庆调拨—批棉布、棉纱和日用百货回永川县城。鉴于途中常有匪徒狙击，派了两名部队同志和我—起押运货物。因为我们乘坐的大卡车是烧木炭的商车(当时汽油奇缺)，车速很慢。当我们行至璧山至永川之间的公路时，前面不远处的—伙匪徒正在打劫—辆长途客车，远处传来枪声、哭声，乱成—片。我们意识到遭遇到匪徒了，立即刹车想往回走。但路况很糟，不仅路面很窄，而且是碎石铺成的路，很难倒车。匪徒发现我们车上装的货物，就—面打枪，—面向我们扑来。在这千钧—发之际，我们忽然听到后面有卡车正风驰电掣般地向我们这里驶来，走近—看，正好是军车。我们立即向军车上的同志说明情况，要求随行。土匪见我们有军车保驾护航，纷纷溃逃。我们终于完成了运输任务，又躲过了—劫。 

　　剿匪、征粮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又有很大风险。在四川，我们西南服务团的不少同志在剿匪征粮斗争中英勇牺牲，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六十年前的往事时时在脑际留存，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异常清晰，心绪难平，我既为那些英勇献身的战友寄予沉痛的悼念，更为他们的献身精神而骄傲! 

　　抚今思昔，我们今天的盛世来之不易，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光辉成就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献血浇灌过的大地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