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给崔山佳的回信

1977年10月，在20岁的崔山佳眼里，刮起的是一阵阵的春风，和煦，舒爽。

他参加了一场数百万中国人破除年龄、婚否、出身限制的高考。当年奉化尚桥公社74人参加高考，中专考生更多。持玫瑰红准考证的考生考大学，持黄色准考证的考生考中专，崔山佳拿的是玫瑰红准考证。10月初试，考大学的淘汰了38人。12月复试，又淘汰了27人，9人成为天之骄子。

崔山佳逆袭靠的是什么？阅读。

他从小热爱阅读，哪怕是做泥工、木工期间，也是一有时间就看书。小时候可看的课外书寥寥，他翻烂了家里的《毛泽东选集》与鲁迅的书。1977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是《路》，崔山佳把鲁迅先生的《故乡》背得滚瓜烂熟，作文时引用起来得心应手。

那年的高考历史试题，有一道名词解释是“黑水党”。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一套知识青年丛书，其中有《中国近代史》，崔山佳看过这套书，对“黑水党”不陌生。考地理候考的那天下午，几个熟悉的同学一起讨论。有人说，京广线要经过哪些重要城市，哪些河流等。崔山佳背了沉沉一书包的书，马上一起翻看地图。他心里想，京沪线也很重要啊。查了一下地图，发现江苏徐州这个城市地理位置很特别，像雄鹰的嘴一样，向西凸出。后来试卷中竟真有填写中国地图中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考题。

嗜书如命的崔山佳，成了当年尚桥公社参加高考人员中唯一被录取的初中毕业生，但因种种原因，只录取到师范学校。

1978年3月，崔山佳来到余姚师范学校求学，看到图书馆里一排排的图书喜极而泣。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有一屋子的书可以阅读，那就是他的梦想。高考前他本是一名电影放映员，视力极好。入学一学期后，眼睛近视，戴上了眼镜。学校规定，放假前要把所借的书还给图书馆，管理员给他开“后门”，每次允许借一大包书背回家。

做电影放映员时，崔山佳的工资上交给母亲，下乡放电影补贴的一小部分钱就成了零用钱，他积攒下来，陆续用于读师范期间买书。学校所在的镇上有家新华书店，崔山佳买的次数多了，跟营业员熟了，只要书店新到两本书，一本留给师范图书馆，一本就留给他。毕业之际，他仍在校图书馆订了一套丛书，是现代文学的各种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独幕剧选等。书到了，寄往第一个工作地点———奉化一中。那是厚厚的一叠书，同事一下子记住了崔山佳，这是一位嗜书如命的语文老师。

踏上工作岗位后，崔山佳先担任初中、高中语文老师，再担任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奉化分校老师，最后至浙江财经大学，成了一名教授。他说，他是浙江财经大学学历最低的教授之一，但他有比别人更强的钻研语言的能力。

1984年，《关于“科”释“砍”》的论文是他的第一次投稿，一个月后收到了退稿信。但过了没多久，编辑部又要了回去，原来另有一位作者李友全对“科”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久，这篇由两位作者合写的文章刊登在1984年第2期《中国语文通讯》上。

这是崔山佳第一次投稿，自此以后，发表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1984年第6期《辞书研究》发表《“扮演”补说》，在这篇论文中，崔山佳向吕叔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5年第6期《中国语文》发表了《杜甫诗中也有“vp不vp”句式》，他向朱德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崔山佳就这样与国内的著名语言学家在学术上进行隔空商榷。有段时间，崔山佳成了“钱迷”，买了《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在1993年第5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围城〉中有“人名+俩”的说法》。此前，在看《全唐诗》时，他发现有2个《谈艺录》中没有提及的“柏梁体”诗句，他写信给钱先生，后来收到了钱钟书的亲笔回信。其实，崔山佳也收到过朱德熙的亲笔回信，谈的是关于“身前”“身后”的搭配问题。他也曾写信给吕叔湘先生，由于当时吕先生年事已高，委托秘书回了信。

从1984年起，崔山佳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2004年，崔山佳以中专高级讲师的身份调入浙江财经学院（现浙江财经大学），2005年转评为副教授，2006年评为教授，成为硕士生导师，现为三级教授。

调入浙江财经大学后，学习、研究的平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年9月，武汉崇文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2006年3月，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近代汉语词汇论稿》。至今，他已出版了9本专著，第10本《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也已完成书稿。

2021年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以崔山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晚明以来吴语白话文献语法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获批立项。

崔山佳笑着说，他正规学习时间相当于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5年半，初中2年，师范1年半。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阅读是火，书籍是燃料，崔山佳有藏书万余册。他说，还不到65岁，还要燃烧自己。（转载《宁波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