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抄书·买书·著书——我与书的缘分

崔山佳

我的学历很低：初中毕业务农，其间做过泥工、木工等，后担任浙江宁波奉化尚桥公社电影队放映员。1977年高考恢复招生，参加了大学考试，现记忆犹新：全公社74人参考初试，只3个初中生，我是其中之一；初试后，淘汰了36人，全是高中生；复试后，剩下9 人，初中生只我1人。后因各种原因，录取在宁波师范学校余姚分校（中师）。工作后参加电大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成人业余）、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浙江师范大学）。这样，我的正规学习时间是：小学五年半，初中两年（语文一年1本教材，只学过两篇古文，《三元里抗英》《愚公移山》），师范一年半（虽然是77级，但开学是1978年3月，1979年8月毕业），刚好九年，相当于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水平。

1993年评为中专讲师，1998年评为中专高级讲师（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分校第1个评上副高职称的教师），2004年调入浙江财经学院（现为浙江财经大学），2005年转评为副教授，2006年评为教授，是全校学历最低的教授之一。

现为浙江财经大学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2020年11月至2025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全国方言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汉语方言、欧化语法现象等。《古汉语研究》《汉语学报》《汉语史学报》《汉语史研究集刊》《汉字汉语研究》《宁波大学学报》等语言学刊物或大学学报审稿专家。

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明以来吴语白话文献语法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1&ZD301）（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代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国家水准，也是教育部学科评估和各类办学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中国语文》《语言学论丛》《中国语言学报》《古汉语研究》《方言》《语言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汉语学习》《修辞学习》《红楼梦学刊》《语文建设》《辞书研究》《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文献语言学》（北京语言大学）《燕赵学术》（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方言学报》《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澳门语言学刊》（澳门）《现代中国语研究》（日本）《中国语学研究·开篇》（日本）《汉字研究》（韩国）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出版专著9部（另有1部书稿即将完成）。

下面说说我与书的缘分。

一、读书

    我是1964年上小学，文革时读三年级，没有《语文》教材，只有《毛主席语录》，白封面平装本，1角5分一本，后说是毛主席的书要免费。语文成绩就背语录，背出后在语录的左上角打一个五角星，期末看五角星多少计成绩。课外基本无书可看。幸亏家里有《毛泽东选集》与鲁迅的书，我都看过。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省考作文题目是《路》，因读过鲁迅的书，《故乡》中有这样的话：“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文中我引用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后听人说，引用鲁迅的话很有用，能打高分。

    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丛书，其中有《中国近代史》，我有幸看过。1977年高考历史考试有一名词解释是“黑水党”。这道题目绝大多数考生未考出，一名高中毕业生考后问学校知识较渊博的老师，该老师也不知道，而我居然考出了该题。还有巧合的是，考地理的那天中午，等待考试时，几个熟悉的人在一起讨论地理会考哪些内容，有人说，京广线要经过哪些重要城市，哪些河流等，我带了一书包书，马上一起翻看地图。我又想，京沪线也很重要，查了一下地图，才发现江苏徐州这个城市地理位置很特别，像雄鹰的嘴一样，向西凸出。后试卷中竟有填写中国地图中的几个重要城市，上海、杭州、南京、徐州等，杭州因有杭州湾，特征很明显，上海也一眼能识别，南京因在长江边也好辨析，如不在考前看过地图，无论如何是填不了徐州的。

考上师范后，我真的是“如饥似渴”“博览群书”。我本是电影放映员，视力很好，但读师范一学期后，眼睛就近视了，戴上了眼镜。学校规定，放假前要把所借的书还给图书馆，而我却每次借了一大包书范图书馆老师的厚爱！

崔山佳老师读过的书，上面是崔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

当然也看报纸和杂志。那时校学生阅览室看报纸、杂志人很多，我就跑到教师阅览室看。1978年12月，陶斯亮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卢新华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发表于《文汇报》，这两篇名作我都是在教师阅览室看的。那时，看的书很杂，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年轻人，看书杂一些也好，知识面广一些有好处。

崔老师的剪报

后来，对我来说，直接的好处是，好多论文的选题就是在看书或报刊中得来的。一次在看金圣叹的《杜诗解》时，发现有“来岁如今归不归？”的诗句，马上联想起朱德熙先生的著名论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论文中说杜甫诗歌中没有“VP不VP”句式。“说有易，说无难”，哪怕是著名语言学家都是如此。我写成不到300字的短文《杜甫诗中也有“VP不VP”句式》，投给《中国语文》编辑部，短文居然发表了（1985年第6期），同时，我给朱德熙先生写了信，朱先生不久给我回信，表示感谢。吕叔湘先生有一短文《“生前”和“身后”》，引用辛弃疾《破阵子》“赢得生前身后名”后指出：“这‘生前’和‘身后’是固定的。只有‘生前’，没有‘身前’，只有‘身后’，没有‘生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在看《全唐诗》时，发现2个“身前”的例子，后来又发现其他朝代也有，有的是“身前身后”并列运用，写成《“身前”也有词例》，也投给《中国语文》，也发表了（1988年第4期，巧的是，已故的陇东学院刘瑞明教授也投稿给《中国语文》，发表时把我们两人的姓名并列在一起）。投稿的同时，我也给吕先生写信，吕先生因年事已高，回信是委托秘书写的。一般认为，“是”虽是动词，但却是“判断动词”，后面不能带“了”“着”“过”。后在看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时，发现有一句是“难道是了美国人”。“姓”是“关系动词”，一般也认为后面不能带“了”“着”“过”。其实，“姓+了”的例子更多。后来以《“姓了”与“是了”》为题发表在《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在调入浙江财经大学前，在《中国语文》共发表12篇短文，《中国语文》是语言学的权威期刊，正因为有这12篇论文，才能从小县城调入杭州的大学。到目前为止，已在《中国语文》发表15篇长短不一的论文。

古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不能这么功利，但多读书确实有很大好处。据媒体报道，现在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这不是好现象、好风气，趁年轻，应该多多读书，多多读纸质的书。

二、抄书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而同学中有的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好书，那时没有复印机，就只能抄，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其中诗歌和散文抄得多。如抄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关于黄金的一段著名的话：“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还抄过莎翁《哈姆莱特》中多段著名的独白。抄了好几本笔记本。记得刘半农有一篇《饿》的散文，真好，“饿”的心理活动写得很逼真，很感人，作为三年困难时期过来的我，深有体会。后来，我在奉化一中教初中时，把此文刻印给学生，并布置他们写《饱》的作文，有一位女同学写得很好，很细腻地写出了“饱”的感受。

三、买书

 在做电影放映员时，我积累了一些“私房钱”，后全用于读师范时买书。当时，除向校图书馆借书外，还在梁弄镇的书店里买了不少书，与营业员认识后，只要书店到两本书，一本给师范图书馆，一本就留给我，真是“受宠若惊”。

工作后，虽工资很低，第一学期只有16元一月，后来是36元，每年总要省下一些钱买书。结婚生子后，这个爱好继续着。这方面要感谢我的爱人，虽偶尔也有一些埋怨，但大多情况下是默认的。到2002年时，老家奉化举行“十大藏书家”评选，我名列第2名，列第1名的是当时已70多的老教师。现在我的藏书更多了。退休后在奉化居住，去年年底乔迁新居，把旧房子的书全部搬过来了，还有一大半书在杭州的家里要运过来。

虽然校图书馆能借书，但搞学术研究，最好是自己有藏书，有的常要查，方便，更重要的是，可在书上作记号、写眉批等。我的一些论文的选题就是在这些记号、眉批中得来的。如《围城》中有一特殊的语法现象，虽只有5例，但却很珍贵，这都是在读书中积累下来的，如：

（1）辛楣俩假装和应酬的本领至此简直破产，竟没法表示感谢。（第148页）

（2）辛楣俩去了一个多钟点才回来。（第156页）

（3）鸿渐送她出去，经过陆子潇的房，房门半开，子潇坐在椅子里吸烟，瞧见鸿渐俩，忙站起来点头，又坐下去，宛如有弹簧收放着。（第219－220页）

（4）鸿渐俩从桂林回来了两天，就收到汪处厚的帖子。（第236页）

（5）到香港降落，辛楣在机场迎接，鸿渐俩的精力都吐完了，表示不出久别重逢的欢喜。（第288页）

后以《〈围城〉中有“人名＋俩”的说法》为题发表在《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上。

2020年我在《中国语文》第1期上发表《南方方言“数词+亲属名词”类型考察》，字数14000多，参考文献50本/篇，主要是自己的藏书。第10部专著已完成书稿，参考文献多达1280余本/篇，也主要是自己的藏书。

四、著书

2004年生日那天，我正式办好了调入浙江财经大学的手续。调入本校后，我的学习、研究的平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学校有“中国知网”等可下载论文等，记得当时我在宁波电大看到该校老师可这样做，而我论文中的语料大多来自自己的藏书与所订的10多本语言学杂志，我是多么的“眼馋”啊！学校人文学院资料室有《古本小说集成》，我1992年去厦门时曾在书店中看到过，我印象当时要1万多或2万多，那是上世纪90年代，凭个人的力量根本买不起。有一次去宁波大学文学院找好友周志锋教授，看到院资料室就有这套书，我又是多么的羡慕。现在总算能一饱眼福了。后因各种原因，未很好地利用这套书，至今感到深深的遗憾！2004年调入本校后，我的第一本专著《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就在当年9月由武汉崇文书局出版。2006年3月，我的第二本专著《近代汉语词汇论稿》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至今已出版9本专著，另7本书如下：

3．《宁波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07年11月。

4．《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12月。

5．《近代汉语动词重叠专题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2月。

6．《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巴蜀书社，2013年6月。

7．《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语文出版社，2015年7月。

8．《吴语语法共时与历时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9．《汉语方言数词和量词特殊用法研究》，语文出版社，2022年1月。

第10部专著《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已经完成书稿，将交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另外，手头还有2部书稿。

五、体会

1 尽信书，不如无书

可能与我主要是靠自学有关，我不迷信，到目前为止，我与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朱德熙、陆俭明、蒋绍愚、沈家煊、邢福义等一流语言学家的论文、专著商榷过。也与余光中先生的论文商榷过。

 赵元任先生认为汉语无“坏吃”的说法，他的《汉语口语语法》（1968：344）指出，作副词用的“好－坏”和“容易－难”这两对反义词之间有一种参差现象：首先，能说“这菜好吃”（good to eat），不说“这菜坏吃”，得说“这菜难吃”；“好吃”还有“容易吃”的意思。“容易吃”只有一个意思，而“难吃”除了“不容易吃”的意思外还有“不好吃”（tastes bad）的意思。后来，沈家煊先生的《不对称和标记论》（2015：165）引用了此说法。其实，宁波方言口语中有“坏吃”，如“坏吃”（不好吃，难吃）、“坏吃果子”（“比喻不好对付的人”）、“坏吃芋艿（头）”（“比喻不好对付的人”），尤其是奉化话中的“坏吃”也有“比喻不好对付的人”之义。后来写成《宁波方言中的“坏X”说法》，参加第10届国际吴方言研讨会，论文入选论文集《吴语研究》第10辑。

钱钟书先生给崔山佳老师的信

《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一书中，与王力先生等的好多看法有商榷。如人称代词带定语，学界现有5种说法：1．汉语固有说；2．欧化或日化说；3．外语影响说；4．修辞说；5．综合说。以前，“欧化或日化说”影响最大。我的第1部专著《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2004），《也谈“定语+人称代词”结构的来源》（《中国语文》2008年第4期），《“人称代词带定语”一定要用“的”字吗？》（《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2008），《〈关于“定语+人称代词”〉献疑》（《修辞学习》2009年第1期），《也说“定语+的+人称代词”结构的类型》（《语言与翻译》2011年第3期），《〈关于“定语+人称代词”结构的思考〉商榷三题》（《宁波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也说“人称代词受修饰”现象〉质疑》（《语言与翻译》2012年第2期），《〈略论人称代词带修饰语的形式〉质疑》（《中国语学研究·开篇》，2012年10月），《〈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补说三题》（《现代中国语研究》，2012年10月），《“定语+人称代词”宋代已经成熟》（《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0辑，2015 ）都坚持“汉语固有说”，是该说的主要代表。

王力先生认为汉语没有概数用法“五七”，吕叔湘先生认为近代汉语使用不长时间就消失了。我通过多年考察后发现《红楼梦》后仍有很多例子，现代汉语、当代汉语仍有运用，而且一些方言、南方民族语言也有。后发表《关于“五七”、“三五七”概数用法的补说》（《古汉语研究》2015年第2期）。

吕叔湘先生有一短文《“把”字二题》（1984）举有一个特殊的例子——“能一气管两个不连在一起的宾语”的介词“把”字用法，例如：

（1）妈妈可惊了神，把地擦了又擦，桌子抹了又抹。

吕叔湘先生认为这个“把”字在很多地方超出了一般介词的用法。上句一般情况下应是这样表述的：

（2）妈妈可惊了神，把地擦了又擦，把桌子抹了又抹。

 董秀芳教授的《现实化：动词重新分析为介词后句法特征的渐变》（2009：26）把这种用法称作介词“并列删除”现象。我的《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2008）、《介词“把”等特殊用法历时考察》（2010）、《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2015）都有论述，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共计有26个介词有“并列删除”现象。曾记得《介词“把”等特殊用法历时考察》在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时，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先生在讨论时向我提出了问题，《中国语文》副主编方梅教授会后对我说，她对该文很感兴趣，后论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上。

关于“V在了N”（如“放在了地上”）也有争论，朱德熙先生否认双音节动词不能进入此格式，邢福义先生认为此式能成立，但认为是新兴语法现象。我经过考察发现明末已有例子，清代更多，现当代作家中，老舍的例子有几百例，解放后也一直在运用，改革开放后，使用频率更高，且有发展。《“V在了N”等格式历时考察》（《中国语言学报》第15期，2012年7月）、《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2015）都有论述。最近在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发现《平凡的世界》中单音节动词135例，双音节动词49例，从两者的比例看，双音节动词似乎是作家中用得最多的之一。同时，后面的“N”（名词性成分）也有新的发展，如：由实到虚、由空间到时间、表示年龄、表示数量等。该文将参加第二十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已收到通知。

北京大学朱德熙先生给崔山佳老师的信

2 找准自己的定位

不同的人，因性格等众多原因，适合不同的研究对象。我大叔叔是浙江省著名诗人，出版了10多本诗集。我年轻时也曾写过诗，寄给他修改，没有成功。后来我才感觉到，我的形象思维能力欠缺，而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而搞语言，尤其是搞语法研究，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搞文学还是语言研究，语言研究，是搞语音、文字、词汇，还是语法、语用，都与某人的性格等有关。

3 天生我材必有用

像我这样，全日制学习只有9年的人，也能作出一些成绩，现在人们的学历大大提高了，条件也好多了，如搞学术研究，现在有网络，数据库等，查阅资料太方便了。想当初我在看24册的《全唐诗》过程中，只发现2例“身前”与“身后”搭配的例子，当时真是如获珍宝。那时我要花费多少时间，而现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就能解决。

我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4 活到老，爱书到老

2017年我退休后，仍然爱书，仍然坚持不懈地搞科研。2018年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8年、2020年2次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2021年，我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这意味着我将继续买书、读书、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