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自上世纪50年代末离开上海郊区的故乡到现在先后在北京、青海、河南、浙江四个地区工作于三个单位，最后落脚于杭州的浙财大，这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最幸运的举措。 

　　1964年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幽静的环境，简朴的校舍，还有那空无虚席又鸦雀无声的图书馆……我立志在这里当一辈子教书匠，奉献自己的一切。我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地打碎了我的美梦。当时我虽然只是个政治辅导员，但也被批斗和抄家，连省吃俭用买的马列著作也被抄家抄走了。 

　　当时的中央决定人民大学停办，人员分流。一批又一批的教职工去“五七”干校锻炼改造。我随家属搬迁到青海省某地，加入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大三线建设的行列。1982年又随单位迁址河南洛阳。 

　　我离开人民大学后的工作单位其性质是化(军)工科研院所。所以我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发生了很大改变，没有稳定明确的工作方向，到处打杂，什么机修车间、供应科、“五七”连队甚至收发室我都干过。虽然期间也做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六本马列著作的教学辅导。但毕竟属于短期的、临时性工作。多方面的不适应，我常想着回学校教书。但在当时，个人的工作单位是无法自己选择的。即使调动，也要经过严格审批，尤其对地处高原三线建设的职工想调离原单位尤为困难。不仅如此，那个时期的广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社会上是不受欢迎的。我虽然与多地联系，但结果是“杳无音讯”，也偶遇“暂不考虑”的答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才流动才曙光初露。人大也即将恢复，但因“户口”问题进不去。随着年岁的增长，告老还乡的愿望日渐占上风，开始向江南方向寻找归宿地。也曾得到杭州某些学校的允诺，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浙财院。经过试讲、政审，我终于实现了返校归队的心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美好! 

　　第一、圆了我返回高校教学岗位的多年之梦。在离开人大之后的许多年，睡梦中我经常见到当年的同事和与学生愉快相处的情境。我办事处世素来比较直，不会绕弯子，但很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因此自以为当个教书匠最合适。但我毕竟脱离教学岗位很多年了，绝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十分珍惜来财院的机会，加倍的努力和勤奋，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我主动虚心向老同事学习请教。我教学上认真备课，科研上也勤奋刻苦，讲课尽量生动，努力挽回多年失去的损失。经过几年的刻苦奋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均取得了一定进展，终于评上了高级职称。另外，受到党组织和同事们的信任，先后担任了两个部门党务工作方面的负责工作。 

　　第二、我参加了校级教学督导工作八年有余，得益匪浅。1999年12月至2008年初，我受聘参加了校督导组的各项活动，并于2006全程参与了国家教育部教学质量水平评估的校内预评估工作。这个评估对我校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教学理念的提升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为几年后财经学院晋级为财经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校内预评估和其它督导工作中，我都积极认真地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在领导和同仁的指导和帮助下，工作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尤其在全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的组织、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校刊《财经论丛》上发表了关于信息员工作的总结文章。 

　　八年有余的教学督导工作不仅使自己学到了许多教学与管理的知识和先进经验，提高了认识和分析能力，增长了才干，也为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贡献了一份微薄力量，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都是先前从未想过的。 

　　第三、浙财大有一个难得的晚年生活好环境。近几年来，我校的退休人员急速增多。截止2014年5月底，全校离退休总人数达380人。我校党委对离退休人员十分关心，多年前设置了离退休工作处。现有三名青年干部专门从事老干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现在我们养老金的花费富足有余。学校对我们的福利也极为关照，每年重要节庆都有慰问，患病住院都有老干部处的领导和成员前来探望。日常有多种娱乐兴趣小组，如老年合唱队、书画组、健身组、舞蹈队、摄影组、花卉组等等，还有电脑学习班、老教授协会等。每星期天天有活动，自愿参加，深受老同志的欢迎。本人参加了合唱队和书画组的活动，充实了生活，陶冶了情操，促进了身心健康。在我们这里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活动的内容之丰富、服务项目之周到在杭州市的高校中是不多见的，令其它院校老同志羡慕和赞叹。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理想信念形成的成源地，也是我工作、生活能力得到培育的初始之地。在人大学习和工作的十年对我一生的工作方向和思维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母校让我终身难忘和深切怀念。而浙财大，让我圆了重返校园的梦，而且教学科研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社会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有效锻炼，深受党组织和同事的关怀，心情愉悦，使我获得了新生。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今年校庆40周年到来之际，我对财大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衷心祝愿她勇攀高峰，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