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阿全

   七十年代，因为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财税、银行系统干部青黄不接，为了培养财会类人才，创办浙江财政银行学校(浙江财经大学的前身)势在必行。我因学校创办需要，听从省财政厅安排，于1975年从社教运动下乡所在的上虞调回杭州，并负责后勤工作。那以后的十几年，我见证了浙江财经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1989年底退休。伴随着它一路走来，感慨颇深。 

　　一穷三无  白手起家 

　　1974年，当时的浙江省财政金融局决定创办浙江财政银行学校，创办初期，困难重重。1975年，我调到当时处在“三无”状态的学校——一无房子，二无师资，三无车子。因为主要负责解决学生的吃饭、住宿问题，租借房子的重大任务就落在我们后勤人员的肩膀上。计划经济时代，房子本身就少，想借到房子就很困难，而要借到适合教学用的房子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办学不仅要满足教师和学生的吃住、上课的要求，还要有运动场所。经过多方打探，我们暂借杭州七堡蚕种场闲置的一幢三层楼育种室，仅有一间会议室用来上课，学生和老师的住宿和教学全在这一个楼。 

　　解决好了房子问题，要想开学还得有课桌椅，但是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很少，没有多余的钱去购置床铺和课桌椅。经过多方打探，得知浙江省人民政府主管的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仓库里有在文革期间停办的其他学校上交的课桌椅和床铺，于是提出申请，通过内部调拨，将这些使用过的双人课桌椅以及不怎么牢固的100多张木头床铺修修补补，勉强地解决了学生的上课、住宿的问题。 

　　教职工的数量当时也少得可怜。专业教师里，正式聘用的老师只有一两位，其他授课的老师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借，二是聘。借来的老师一般都是县财政局、银行业务骨干，工资由原单位支付，与学生们在学校里同吃同住;聘的老师则是工厂财务部门的科长、财会人员等，他们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在一张表格中安排好每个人的授课时间。因为学校没有车子，他们每周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至七堡几公里间来回，风雨无阻地来给学生们上课。由于教学条件限制，课程设置上只能采取单科独进，老师们上的主要是业务课，注重实际操作。负责后勤的职工就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名会计和一名总务，而负责行政教务的老师也只有两三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科室区分，一项任务往往是领导指定一个人就去做了。 

　　经过这样艰辛的筹备，学校终于在11月份开学了。第一批招收了120名学生，财政60人，银行60人，生源主要是一些被推荐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表现优秀，而不是依据考试成绩招生的。开学后同学和老师在蚕种场的这幢楼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办公室，领导、教师、行政人员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没有房间，男生和女生各住一大间统室，睡在陈旧的木质双层床上;没有食堂，我们就在蚕种场食堂搭伙，师生每餐还要洗米蒸饭，一般4毛钱的饭菜票就能买一天的伙食;没有运动场地，体育课无法开展，学生们就在马路上跑步锻炼身体。班主任脱产全职管理学生，负责学生的日常起居和思想工作，一直都要住在学校，其他老师也只有周六一天的休息日(当时实行六天工作制，没有双休日)，而我们后勤人员也是回不了家的，要修修课桌椅和床铺。学校就在这样艰苦但也充实的环境下慢慢地步上了正轨，然而新的问题也随着时间浮现出来。 

　　数易校名  屡迁基址 

　　1976年文革结束，为了发展农业，培养蚕种，养蚕厂要开工了，这意味着我们要搬迁。我们打听到清泰门外一堡乌龙庙闲置的三堡中学，房子已经造好，课桌椅，床铺等设备、食堂都有。由于文革耽误了招生，一直空闲。于是经过联系，1976年暑假我们进行了搬迁。因为设施齐全，搬迁工作量并不大。当年，我们又从黑龙江建设兵团招入浙江支边的60名新生，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财政厅开始在文一街征用土地造房子。 

　　当时年青教师较少，老师们大多50多岁了，每天上班要从城里骑自行车到三堡，时间长了老师们身体吃不消。为了保证教学的有序进行，我们千方百计申请了一辆南京牌照的货车，上面搭个篷子，一车两用。礼拜六的时候在车子里放几把凳子接送教师，平时都是运大米、蔬菜等食堂需要的物资，学生们下课也要一起背大米，因为生源都是来自农村，20多岁的青年，力气很大，学校艰苦，大家都很配合，自力更生，减少开支。 

　　1976年底，原浙江财政银行学校一分为二，一部分为浙江财政学校(即我校前身)，由财政厅分管;另一部分名为浙江银行学校，由浙江人民银行分行管理。 

　　1977年三堡中学自己也要开始办学，租期将满，我们让省人民政府联系文一街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预借它的杭州分校数学系。浙江师范学校在文革前就搬到了金华教学，文一街校区是空着的。于是1977年6月我们又搬到了文一街，利用暑假，大家把七堡的课桌椅和床铺也一并搬入。1977年高考恢复，我们开始正式招生，第一届招生60个左右，中专招生为两年制，当时招进来的多为农村知识青年。第一届毕业典礼还是在西湖边借了招待所举行的，环境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租借一年左右，浙江师范学院催着要讨回原数学系房屋。我们征用的土地计划要造三幢楼，分别是教学楼、食堂、宿舍。但当时处于计划经济阶段，钢材、水泥、钢筋和砖瓦等都是按定额配置，材料不足，施工进度慢。文一街94号先造好一个食堂，由于没有办公楼，恰逢马腾路上建好了40多套教职工宿舍，当时老师较少，闲置的宿舍就用来当做老师办公地方。财政预算只够支付给调来的人员工资和日常办公经费，建筑所需材料不足部分只能自己去想办法。朱文伟校长利用个人关系，亲自出面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到中专后期，三幢楼均已建成。到了大专招生阶段，两年制变为三年制，学校在规划的40亩土地中又造了一幢办公楼，建起一个印刷厂，自己印刷教材，但随着社会上印刷厂的增加逐渐被淘汰了。 

　　艰难困苦  玉汝以成 

　　在学校后勤工作将近15年，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建校初期那段日子，那时候主要就是“没钱”，一切都要勤俭节约，不能乱用钱。没有车子去火车站接新生只能向有车的单位借。老师和职工没有什么福利待遇，我的工资当时只有50多元，处于中下水平。校长资历深，工作出色，拿到最高的工资也才100多元。管理后勤工作，每个星期，每个假期都不能休息，每当房子租期将满，我们要提早找好新地方，利用假期进行搬迁，布置好课桌椅和床铺，准备好开学事项。我47岁开始到学校工作，每天起早摸黑，整天骑着自行车忙活不停。 

　　虽然条件艰辛，但是每个人都很团结，感情异常好。我和负责教务工作的王士达老师，情同手足，他是从浙江职专调来的，经常帮助我们后勤部。因为王老师的社会关系比较多，认识课桌椅生产厂家，与木材厂也十分熟悉，我就与他一起出差，由他出面与厂商谈，在教务方面，我也会力所能及地尽力帮他。艰难的环境拉近了我们所有教职工之间的距离。 

　　我们当时的“模范校长”朱文伟同志原来是财政厅办公室主任，1956年他在浙江财政干校担任校长期间我就与他相识。当时的条件下办校困难，很多人都不愿意来，他却不畏艰难，70多岁的高龄接下这个重任，在七堡的时候仍坚持自己骑车上下班，当校长的同时还负责上政治课，自己写材料，很关心同事，教职工们都对他称赞不已。朱校长那种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一直令我钦佩，我们的上下级感情也十分深厚。 

　　我于1989年底退休，是学校第一批退休职工。看到学校从当初的120个学生发展到今日的上万人，从当初的“游牧式”办学到今日拥有美丽的大校园，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回顾当初的艰苦卓绝，勉励现在的莘莘学子和教职工们，愿君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